林锐－大学十年_大学十年林锐

               

         

               大学十年

作者简介：林锐，男，1973年2月出生，博士。1997年在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学习时获浙江省第五届青少年英才奖(少年、学生组)一等奖。现为上海贝尔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高级研发工程师。曾获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一等奖、“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二等奖，毕业设计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专著2部。（icech：作者简介是在网上找的，可能不全，可能过时了，现在他应该有更大的成就了，我想。这篇文章是作者99年写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意义。）

　　写此文使我很为难，一是担心读者误以为我轻浮得现在就开始写自传，二是担心朋友们误以为我得了绝症而早早留下遗作。
　　不论是落俗套还是不落俗套地评价，我在大学十年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并且一直以来我对朋友们和一些低年级的学生们都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这十年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交织着聪明与蠢笨、勤奋与懒散、狂热与怯懦、成功与失败。做对了的事可树立为榜样，做错的事可挂作为警钟。我写下经历与感受，期望以此引导和勉励无数比我年轻的学生们。我资历尚浅，既没有哲学家的深遂，也没有诗人的风华，不足以堂皇地育人，只能讲一些故事以表心愿。

　　我出生在1973年的春节，属牛，是"牛头"。父母为我起了很好听的名字叫"林锐"。这一切暗示着上天对我别有用心，将降大任于我，可是这时候上帝去了一趟厕所。天堂与人间的时差如此之大，就在上帝大小便的几分钟内，我混混沌沌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天才因此成为凡人。

　　我小时候生长在浙江黄岩的偏僻山区。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由于山区师资缺乏，父母经常要从一个山头调到另一个山头教学。我换读过的小学的数目比我的年龄还大，没有伙伴，也没有家的概念。我就象活在货郎担里的小鸡，缩成一团，在高兴或恐惧时至多"啾""啾"地叫几声。我在读小学与初中的8年里，既不聪明活泼，也不调皮捣蛋，确切地说象块木头，简直是我名字的反义词。在学习上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也没有任何值得留念的人或事。无论我现在多么努力都已无法追回失去的8年金色年华，好心痛！

　　我草草地并且稀里糊涂地在13岁时从初中毕业，无处可去。这下我发慌了，开始渴望学习。我灰溜溜地离开山区，可怜巴巴地到一个比较好的乡下中学重读初三。我勤快得早晨4:30就起来读英语，脑袋似乎也被吓开窍了，"数理化"学得很好，并且生平第一次在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当我再一次从初中毕业时，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黄岩中学读高中。

　　黄岩中学分农村班与城市班，我当然是农民阶级。"阶级区别与歧视"对我是相当有促进作用的。我连任了几年的卫生委员，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学们习惯地把活留给我，我这小官当得有滋有味。《物理》学得极好，有一种直觉帮我快速准确地解题，常常是老师刚把题目写完我就报出答案来。上物理课时我没法讲废话，因为我一开口就是标准答案。

　　可惜我的文科成绩极差。那时期盛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年少不懂事，糟踏了学文科的好时光。我写作文的最高目标就是不逃题，考试前我总是反复祈祷：我没干过坏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题吧！历史考试时填写"任课老师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乡英勇就义"，比谁的成绩更接近零分。更让我沮丧的是，这些行径都不是我发明的，我顶多是个跟屁虫而已，一点回忆时的自豪感都没有。

　　我现在认为文科教育实质是素质教育，如果素质不高，男孩再聪明也难以成大器，当然也难以吸引好女孩。
　　高考时我语文得了54分（是班里的中上水平），总分只比重点线高十几分。我不敢报考好地方，只好选择内地。选来选去只觉得西安与成都两个城市还不错，我拿把尺子在地图上一量，发现我家乡离西安的直线距离较短，于是就选了西安。老师们只听说过西安交通大学比较有名气，但谁也不了解。我以为在西安交通大学是学习开火车、开轮船的，尽管我也很渴望能开车开船，但考虑到自己的身材单小，就忍痛割爱了。我觉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名字很好听，符合我做科学家的梦想，于是就报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技术物理系。

　　上帝精神拌擞地从厕所回来，发现我已经上大学。也许他原先是把我安排在清华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这一偷懒反而是好事，我在读大学的十年中自由发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学生。

　　
　　刚进西电，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馍。那麻雀滚圆滚圆的，简直是会飞的肉弹。它们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闹，常让我误以为是没有教养的一群鸡。那馍又白又大，既不放盐也不放糖，既不象馒头也不象包子。馍凉了后贼硬，据说有同学被楼上扔下的半块馍砸中脑袋，当场长出一个"肉包子"。最好笑的是人们把"馍夹肉"叫成"肉夹馍"，那东西实在好吃。

　　西电原是军校，作风严谨，校园并不华丽，生活有些单调。尽管我来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确喜欢西电的粗犷与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生写的很肉麻的赞美西电的大字报，有一句是"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我不禁笑掉牙。这一笑意味着"大个子欺负小个子"历史的结束，"小个子欺负大个子"新纪元的开始。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好碰上美国打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那时全国都在谈电子战，我们全校都是研究电子的，而且以军事应用为主。在那种气氛里，同学们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动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视察早读，偏偏有同学迟到。系主任喝问："你为什么迟到了？"
　　 "因为我来迟了，"同学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
　　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个子也小，上课时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么显眼。由于我们是物理系学生，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程就显得非常重要。系副主任给我们上课，他长得象叶利钦，口若悬河，板书极快。象在高中上物理课那样，我常在"叶利钦"刚写完题目时就报出答案。开头几次，"叶利钦"满脸疑狐地扫视我们，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车气门芯的那个捣蛋鬼。后来他在第一排发现了我，我俩乐得裂了嘴。课间候息时，"叶利钦"常坐在我旁边，乘他给同学们答疑时，我就用笔拔弄他硕大无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涂点什么。

　　在第一学年，我就象乱草丛中的野花那样脱颖而出，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就在我光荣到感觉屁股都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发现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学习缺陷--不会做实验。一进实验室，我就束手无策，浑身发抖。我相信大一的学生都有虚荣心，为了维护"最聪明"这个荣耀，我完全可以掩盖、躲避甚至偷偷地弥补实验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了对抗虚荣的引诱，我夸张其辞地把"缺陷"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让我没有机会欺骗自己。
　　聪明的人并不见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实"这种品质。虽然我是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但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真实"，我必定一生保持。
第一年暑假回家，得到一个惊喜：家里竟然有了电路实验室！
　　因为我常在信中鼓吹自己实验能力何等之差，“长此以往，下场将极为悲惨”。父母经不起这种“恐吓”，教英语的父亲将半年的工资连同“私有财产”全部捐出，每周到很远的商品交易市场购买电子元件以及器材，在家里建立了实验室。父亲很威严，我从小就怕他，但那个暑假我一点也不怕他。我们一起做实验，都从零学起，话不投机就用电烙铁“交流”，完全是同事关系。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计算机，家里的实验室就由父亲独掌，继续发扬光大。现在父亲修理电器的水平在家乡远近闻名，学生们都忘了他是英语教师。

　　母亲是数学教师，年轻时略有姿色，智力远胜父亲。当她与他在山头的学校里相遇时，他一顿热情洋溢的饭菜就把她缴械了。我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家就象一条飘荡的小船，父亲划桨，母亲掌舵。当我6岁上学时，母亲就说：“儿子啊，你将来只能靠笔吃饭而不能靠锄头吃饭。”小时候，母亲怕我变狡诈而不允许我学下棋。尽管我在大学里已经相当出色，母亲来信总不忘叮嘱“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常用独特的方式检查我：

　　（1）看我是否变胖。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懒了。因为勤奋的人没有理由变胖。
　　（2）看我说话是否还快。如果我说话慢条斯理，表明我变笨了。因为脑子灵活的人没有理由说话不快。
　　我读博士研究生时，母亲的眉头才舒开。她经常在师生中发表自由言论：“儿子的智力与性格完全是我遗传的，他爸毫无半点功劳。”　
　　
　　第三学期的主要课程是电路分析。电路题目常常很滑稽，当你满头大汗地解完方程时，答案往往是零。我归纳了不少公式用于简化计算，所以照样能在老师画完电路图时报出答案。学习是如此的轻松以致于我有太多的课余时间。

　　在课余我常做两件有意思的事：
　　（1）我为学习较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给他们讲课，改作业，出考题。我就象老母鸡那样看护着一群小鸡，使班长、学习委员等班干部形同虚设。我这样做既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又帮助了同学。这事不是老师叫我干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2）我经常在宿舍里焊接电子线路，技艺渐精。我曾花了两天时间，把磁带盒做成能发声、发光的精美礼物，乐颠颠地送给一个女孩子。可惜不久后我迷上了计算机，从此再也没亲手做过好玩的东西。

　　上大学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计算机。在第四学期时我遇到了十年来最敬爱的老师周维真，从而对编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教我们Fortran语言，Fortran语言对我没有影响，影响我的是周老师高尚的师德以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敬业精神。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