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如何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对数字化驱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阶段特征与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数字化如何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已引起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而其微观层面的内在驱动机理尚未厘清。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对数字化驱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阶段特征与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过程经历了工具化向在线化、在线化向智能化、智能化向生态化演进的三次跃升，并推动企业实现了从绿色结构化到绿色能力化再到绿色杠杆化的绿色转型发展；第二，三次跃迁过程中制造企业数据资源的编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数字编排方式下制造企业数字化对绿色转型的驱动表现为以数字基础推动绿色结构化、数字捆绑推动绿色能力化、数字撬动推动绿色杠杆化的推动过程，并形成了“特征—能力—行动”的内在驱动逻辑。本文发现了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跃升演进规律，揭示了数字化助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拓展并丰富了资源编排理论的研究情境与理论内涵，为后发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绿色转型升级与路径提供启发与参考。

一、引言
制造业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制造业以其 20%的全球碳排放占比成为了碳排放的“第三元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绿色转型要求。但如何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生”，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亟待探索的难题（李维安等，2019；解学梅、朱琪玮，2021）。绿色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一方面，绿色转型和政府环保规制会大幅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部分制造企业受限于成本压力难以真正实现 “绿色化”（解学梅、韩宇航，2022）；另一方面，我国多数制造企业绿色技术水平较低，需要创造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否则未来企业可能“连市场的门都摸不到”（黄、李，2017）。
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带来了新契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其泛生性、开放性、流动性、普惠性、虚拟性的特点，能够有效解决制造企业绿色转型中面临的运营成本窘境和技术突破难题（罗等，2022）。然而，戴翔和杨双至（2022）、肖静和曾萍（2022）等研究发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属性企业中数字化对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现实中，低数字化企业更多得益于人工替代与更高效无缝衔接之下的绿色价值，如有色金属企业；高数字化则带来生产方式、能源结构等多方面转型下的绿色能力，如工程机械企业。也就是说，尽管都称之为数字化，但不同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存在较大的水平差异，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肖静华等，2021；杜勇等，2022）。这也解释了数字化与绿色转型之间为何存在“影响不大”与“影响巨大”的矛盾性结论。加之，绿色转型囿于成本与技术也存在阶段性（肖静等，
2022），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能源结构等不同绿色转型表现所要求的数字化能力也存在差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72182、72272153、72274055、7198810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GL019）、湖南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项目（2021RC4007）、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2JJ30176）的资助。感谢三一集团对调研访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当然文责自负。汪寿阳为本文通讯作者
异。因此，制造企业在数字化与绿色转型之间面临着能力与阶段匹配问题。那么，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存在哪些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化能力如何转化为绿色化能力进而推动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数字化驱动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以及如何实现阶段匹配？均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以往学者分别对制造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给予了持续关注。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彻底颠覆了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方式。纵观现有研究，部分学者验证了数字化对企业运营、组织、战略、文化、商业模式、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方面的变革影响（萨达特曼德等，2019；陈剑、刘运辉，2021；周翔等，2023），并尝试以数字平台企业案例为基础探索分析企业数字化的价值创造路径（张媛等，2022），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缺乏针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的系统性分析。另一方面，部分文献探讨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提炼出
“政府政策—企业行动—企业绩效”的推动路径（谢等，2021；解学梅、韩宇航，2022），认为政策压力是促使企业绿色转型的主要动力。但以上研究均为外部推动，缺乏有关从内部激活企业资源实现绿色转型的动态演变机制研究。更重要的是，目前有关数字化与绿色化的研究是割裂的，仅罗等（2022）等少量学者探讨了企业数字化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这一问题，但基本只是笼统探讨了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关系，没有关注到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的阶段性特征。
本质上，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过程是数据资源编排的过程，在提高资源交换、组合和集成效率的同时也释放了数据资源作为绿色价值创造源的关键作用（文等，2018）。资源编排理论是基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拼凑理论优化发展而来的资源管理理论，是实现关键能力和资源拼凑的微观基础，可以有效解释管理者如何整合、捆绑和利用资源，形成关键能力以获取企业竞争优势（西蒙等，2007）。绿色能力作为“双碳”背景下企业关键竞争力之一，能够成为数据资源编排的主要作用结果（解学梅、韩宇航，2022）。现有研究虽然强调有效的资源编排与关键能力可以创造企业竞争优势并实现价值（吴瑶等，2022；周翔等，
2023），但对于企业数字化助力绿色转型中资源编排的过程属性却缺乏深入探讨。而制造企业又不同于一般企业，其数字化进程具有行业特色，因此有必要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编排过程视角破解数字化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纵向演变路径与内在推动机理。
针对以上现实与理论瓶颈，同时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以及绿色转型的重大战略需求，本研究聚焦“数字化如何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这一核心问题，选取三一集团为对象开展单案例纵向研究，探明制造企业数字化的演进历程与发展规律，并重点分析制造企业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具体如下：一是发现了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演进历程，表现为“工具化—在线化—智能化—生态化”四阶段的三次跃升演进规律；二是揭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基于“资源建构—资源捆绑—资源撬动”的编排框架，依次表现为数字基础驱动绿色结构化、数字捆绑驱动绿色能力化、数字撬动驱动绿色杠杆化的阶段性推动特征，并提出了“特征—能力—行动”的内在驱动逻辑；三是拓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应用情境，将企业资源编排的范围从企业内部扩展到了产业生态层面，并运用于数字化与绿色转型之间互动的情境中。
二、文献回顾
（一）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是指企业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坚持生产全过程绿色化，兼顾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绿色发展模式（万攀兵等，2021）。目前有关绿色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地区、产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或抑制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李平，2011；欧阳等， 2020；王波等，2022），这些政策包括绿色补贴（姚洪心、吴伊婷，2018）、绿色信贷政策（谢乔昕、张宇，2021）、低碳试点城市（苏涛永等，2022）等。二是研究企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价值增值路径。绿氢/绿电替代、原料/ 产品结构调整、工艺流程再造、数字化和智能化被认为是高碳排放行业的主流低碳化策略（张锁江等，
2022），而具体的绿色转型模式则存在“产业链绿色集成模式”“供应链绿色整合模式”“多重响应绿色蝶变模式”“隐形冠军绿色追赶模式”4 种（解学梅、韩宇航，2022）。同时，建立由供应商、终端消费者、经销商、零售商等利益相关者的绿色发展战略联盟可以保证各个主体在供应链博弈过程中更快实现绿色转型（周永圣等，2017）。
尽管已有研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绿色转型的环境规制效应、模式与价值增值路径做出了有益探讨，数字化、智能化也多次被提出是行之有效的低碳化策略（郭丕斌、张爱琴，2021；张锁江等，2022），但这类研究多为数字化对绿色转型促进作用的验证性研究，基于具体情境探讨其过程机理的针对性研究较为不足，其能否形成具有实践意义的指导还亟待微观证据予以进一步验证。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实践现状与发展阶段往往存在差异，结合中国情境展开嵌入式案例探索尤为重要（刘洋等，2020）。因此，本文基于过程视角展开数字化助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
（二）    企业数字化与绿色转型
数字化是指通过互联网、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塑造一个全感知、全联接、全场景、全智能的数字世界，触发企业颠覆性变革，对企业商业模式、业务模型、组织结构等进行全面重塑的过程（黄丽华等，2021）。目前，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突破发展瓶颈与技术难题的重要机会
（戚聿东等，2021），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探索数字化转型实践，将数字技术嵌入到商业模式（南比桑等，2019）、运营管理（戚聿东、肖旭，2020）、产品研发（刘意等，2020）、管理变革（刘淑春等，2021）、人力资源管理（谢小云等，2021）、金融创新（龚强等，2021）、知识编排与动态能力演化（周翔等，2023）等多方面，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及其价值创造的阶段性特征。
现阶段已有学者研究了数字化对于绿色转型单维度或单阶段能力的影响。如肖静和曾萍（2022）、王锋正等（2022）、罗等（2022）、冯等（2022）均就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或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区域、政治关联、企业属性等异质性影响。然而，绿色创新只是企业绿色转型的一个关键能力或中间环节（解学梅、朱琪玮，2021），最终能否帮助企业实现“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仍有待探索。仅戴翔和杨双至（2022）提出探明数字化对绿色转型的全面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的重要性，其在 2000~2012 年间制造企业微观数据基础上发现了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两种重要中介机制。但已有研究对纳入时间维度的演化机制刻画仍有不足（解学梅、韩宇航，2022），亟需从理论视角动态剖析制造企业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的阶段划分、具体特征与内在机理，为我国制造企业的高效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三）    资源编排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领域学者认为探明内在机理是在市场均衡力量下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问题（凯，
1993），逐渐演化出资源观、能力观、知识观、复杂观等重要理论。资源编排理论事实上是资源观与能力观的结合，强调静态资源与动态能力之间的依存关系（张青、华志兵，2020），具有比知识观更为全面的资源内涵，比复杂观更为简单的逻辑系统。该理论指出企业对资源的动态管理是其创造价值和构建竞争优势的基础，通过形成与外部环境需求相匹配的能力和资源组合实现新的价值目标，即将能力（安德、赫尔法特，2003）嵌入在资源演化、能力形成及能力利用过程之中，认为持续竞争优势源自企业的资源、能力和管理者能力的组合（查德威克等，2015；奥里亚等，2021），具体包括三大基本子过程：一是资源建构（即资源结构化），指企业通过获取、积累有价值资源及剥离无用资源，从而构建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池；二是资源捆绑（即资源能力化），指企业前期通过学习和整合资源将它们作用于企业的能力提升中；三是资源撬动（即资源杠杆化），指通过资源组合和能力相连接释放价值资源从而实现价值传递的过程（西蒙等，2007，2011）。在每一个资源编排过程中，资源是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在零散资源基础上形成的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能力是中间产品，其作用在于推进资源行动与演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马卡多克，2001）。
许多学者将资源编排理论运用于数字赋能研究（胡海波等，2022；陈寒松、田震，2022；张媛等，2022；马鸿佳等，2022；周翔等，2023），以及本土企业绿色创新与转型问题（李婧婧等，2021；解学梅、韩宇航，2022），为本文运用资源编排理论探索数字化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机理提供了分析框架。一方面，资源编排理论为过程视角下企业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中的能力跃升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企业在不同数字化阶段呈现的特点以及内外环境均不同（西蒙等，2011），因此企业要充分利用其权变理念，通过“资源建构—资源捆绑—资源撬动”的编排过程来盘活企业的传统资源与数字资源，实现企业效能从内至外的升级（卡恩斯等，
2017；苏敬勤等，2022）。另一方面，本文提出资源编排框架能够有效揭示每个阶段内数字化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即“特征—能力—行动”的内在驱动逻辑，以每个阶段下的数字化特征为基础，匹配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协调能力三维度的关键能力（孙新波等，2019），推演出关键能力驱动下的资源行动以及相应的绿色化结果表现。现阶段关于如何调动数字资源提升企业绿色发展能力的研究较为空白，如何编排数字资源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还是需要学者深入的探索（德里吉安尼等，2019；张青、华志兵，2020）。基于此，从资源编排理论分析数字化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过程和作用机理，可深入解析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内在关系，进而对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实践方向。
三、研究方法
（一）方法选择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研究数字化驱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考虑到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而对内在机制的探究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选用单案例纵向研究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是单案例适合回答“how”和“why”这类解释机制或者过程的研究问题（殷，2014），具有归纳性和探索性的特征；其次是大型制造企业数字化驱动绿色转型是一个影响因素复杂且动态变化的过程，涉及到资源管理、资源编排优化、技术变革等因素在不同时间阶段中不断变化且交错的影响，通过对案例情境的深入描写与分析，能更好地解剖复杂问题，挖掘其背后隐藏的理论逻辑并凝练理论（黄江明等，
2011）。同时，制造企业数字化驱动绿色转型作为近年的新兴现象，其实践背后的驱动机理尚未得到深入解读，而单案例纵向研究更加适合某一特定现象背后的规律提炼与理论归纳（焦亚等，2013），符合殷（2014）在单案例研究选择上提出的代表性原则；最后，本文期望通过以制造业龙头企业三一集团的研究揭示制造业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痛点或参考范式，通过启示性单案例的挖掘对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机制进行抽象凝练，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同样能够对其他企业有所启发（西格尔科夫，2007）。
其次，本研究结合了时序区间方法和关键事件法，按照时间和逻辑顺序切分时序区间，随时间推移而展开的数字化发展与绿色转型的过程研究（兰利，1999），界定该过程中里程碑性的数字化事件与绿色转型事件，以关键事件点为基准向前后追溯，识别影响该关键事件的具体行动，从多个属性维度系统判断事件影响
（达顿、杜克里奇，1991）。
（二）    案例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制造业坚定了发展信心，同时强调 “推进能源革命，分步实施双碳战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而工程机械行业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支柱产业，2021 年行业产销数额双双跃居世界第一，是全球市场的挑战者、变革者，甚至引领者。一方面，工程机械行业数字化时间早于其他制造行业，数字化理念与手段均具有超前性，并已经起到了生态化辐射作用（如工业互联网）；另一方面，工程机械行业绿色转型理念突出，绿色智能被视为工程机械下一个“风口”。因此，在转型升级中具有前瞻性、领先性的特征，对其他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有启示作用。
    三一集团    中联重科    铁建重工    山河智能
时间上    数字化    2008 年至今    2014 年至今    2014 年至今    2016 年至今
    绿色化    2010 年至今    2014 年至今    2016 年至今    2014 年至今
方式上    自身手段    全流程数字化、绿色化    全流程数字化、绿色化    全流程数字化、绿色化    全流程数字化、绿色化
    辐射方式    “体外孵化”树根互联    “体内孵化”中科云谷    “体内孵化”中誉鼎力    “体内孵化”山河祥云
成就上    代表成果    世界级“灯塔工厂”    智慧产业城    智能化工厂    工程机械智能工厂
    排名    全球第四名    全球第六名    全球第三十名    全球第三十四名
在明确案例选择行业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先后调研工程机械行业全球 50 强“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4 家企 表 1 四大制造企业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情况对比业（见表 1），及其生态链合作企业。最终遵循案例选择的代表性与独特性、理论抽样的典型性与适配
性、案例调查的可行性等原则选择了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龙头企业（2022 年全球第四）——三一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1）    案例选择兼顾了代表性与独特性的原则。在时间上，三一集团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均领先于行业，其经历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数字化变革的机制和细节，提供了丰富的变革过程数据。早在 2008 年，在行业尚未意识到信息化与数字化的重要性时，三一集团智能化焊接机器人便已应用到实际生产中；2013 年，集团正式确立“互联网+”战略规划；2018 年，集团在营销服务、研发、供应链、财务等方面实现了数字化与智能化，早于行业整体完成了经营的全流程数字化。在方式上，面对制造业“寒冬期”，三一集团一方面采用了普适性的全流程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手段，另一方面又极具创新性的“体外孵化”了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在完成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为装备制造、钢铁冶金、汽车整车及零配件、电气等数十个工业细分行业近千家企业提供互联网服务，打造了环保、铸造、纺织等多个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应用，带动一大批上下游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树根互联因此成为第一批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成就上，作为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龙头企业（全球第四），三一集团一直将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放在集团战略核心地位，打造的“绿色再制造”“绿色工厂”品牌具有国家级示范效应，多家子公司荣登工信部“绿色制造”名单。尤其是 “18 号厂房”作为全球重工行业首座“灯塔级”绿色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是具有榜样意义的
“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 4.0”示范者，代表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
（2）    案例选取遵循理论抽样原则（格拉泽等，1968），具有典型性与适配性。所选案例出于理论的需要而非统计抽样原因。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问题属于当下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方向，但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用实证检验数字赋能与绿色技术创新或绿色能力之间的关系，相比以往对“关系”层面的实证分析，本文选取三一集团作为研究对象，由数字化特征激活到关键能力塑造，再到资源编排行动转化，最后落脚在各阶段绿色化的实现，深入探索实现的“过程”和阶段性特点，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数字化、绿色化和资源编排相关理论。兼顾了理论目标与企业最佳实践的一致性原则。
（3）    案例调研具有极高的可行性。研究团队与三一集团长期开展项目合作，对其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出建议，对其基本情况与关键事件把握充足。且研究团队对三一集团及其生态系统企业进行了调研访谈，访谈对象跨越基层、中层、高层，为深入探讨二者互动过程，辨识转型中的关键问题，提炼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三）    数据收集
与传统案例研究数据收集方法不同，本研究以实地调查研究为主，同时引入大数据爬虫技术作为辅助技术，实现更高效率和更综合全面的数据收集工作，从 3 个方面采集数据以提高案例的信度和效度（殷，
2014），从多方面进行数据实时和回溯性收集，覆盖三一集团 2008 年以来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用多渠道数据收集来交叉验证，以符合数据收集的三角验证原则（艾森哈特，1989）。主要有以下三类数据：（1）半结构化访谈，调研重点为三一集团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过程。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相关部门负责人、IIot 团队、高管团队以及各个部门中的基层工作人员进行了不同的问题设计，并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受访者反馈的信息，进行团队内部讨论，将各成员获得的材料与不同受访者提供的材料相互印证，探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不断更新调研问题，避免调研内容脱离企业实际和数据的内容过于结构化。（2）企业内部资料，主要包括公司网站资料、档案资料（企业的宣传视频、PPT 以及内部刊物）、公告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内部刊物和现场观察所获得的资料。（3）互联网渠道收集数据，三一集团属于国内制造业龙头企业，网上有大量相关的报告、新闻和学术论文以及行业年鉴，我们使用“八爪鱼”爬虫软件，以“三一”“数字”“绿色”等系列词汇为关键词进行了二手数据收集与整理。数据来源如表 2 所示。
（四）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多级编码的方式（许晖、张海军，2016），并且由团队不同成员共同参与编码以减少单一主观认知带来的同源偏差，由团队内成员各自提出数据编码方案，并由其他成员共同商讨修改、整合，直到所有成员对方案达成一致，最后确立方案。在编码过程中，出现明显差异或者逻辑相悖的数据，就会统一回归最初始数据进行确认或对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二次回访（毛基业，2020）。
首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形成一级概念。研究团队遍历全部原始资料，筛选出与数字化、绿色化主题基本相关的内容，再使用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进行编码和识别构念，生成高频关键词，将高频词进行汇总分类与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手动编码，以自动编码检验编码有效性，进一步根据时间跨度识别出其中存在的关键时间点并匹配编码内容，将收集的数据分为三一集团数字化的三次跃迁。其次，解读、聚合一级概念形成二级主题。将三次跃迁过程中具有数字化和绿色化特征的一级概念聚合，形成抽象化、理论化的二级主题。为保证编码的客观性，团队以可证伪性原则为基础，在一级概念和二级主题编制过程中反复迭代，最终形成二级主题。最后，聚合二级主题形成聚合构念。该步骤在二级主题的基础上，结合资源编码理论，寻找并解析编码背后的逻辑关联。因此，本研究将编码整合到“数字化”“绿色化”“内在驱动逻辑”三大聚合构念。选择性编码释义如表 3 所示，数据结构如图 1 所示。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分析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采取信息回访法与专家挑战法进行验证。首先，在理论模型构建初期，研究团队数次往返三一集团交流，请企业实践者再次评估模型和构念的契合度；其次，研究团队邀请多位从事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研究的学者对模型及构念合理性进行探讨。在案例分析部分，本文以三次跃升阶段为划分，分别呈现了由一阶构念组成的具体数据结构与来源（详见表 4~表 9），分别揭示数字化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基础、过程机制和结果。
四、案例概况
三一集团创建于 1989 年，主营业务是以“工程”为主题的装备制造业。作为工程机械行业转型升级的先
数据来源    数据内容    
一手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访谈主题    访谈时长    资料字数    编码方案
    三一集团副总裁    企业战略与历程    约 6 小时    3 万字    A1
    树根互联企业负责人    树根互联发展史    约 8 小时    5.1 万字    A2
    三一集团数字化板块负责人    数字化与绿色化    约 7 小时    4.5 万字    A3
    三一集团北京桩机工厂技术负责人    灯塔工厂愿景    约 2 小时    1.4 万字    A4
    三一集团北京桩机工厂管理人员（2 人）    灯塔工厂实操    约 2 小时    1.8 万字    A5
    三一重工起重机事业部负责人    电动化举措    约 1 小时    1 万字    A6
    三一重工研发人员（5 人）    绿色技术    约 5 小时    4.8 万字    A7
    三一集团上下游企业（10 家）    绿色供应链    约 10 小时    11.3 万字    A8
参与式观察    多次实地调研三一集团，包括多个事业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灯塔工厂”等，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运营情况、数字技术、电动化、绿色发展情况    B
二手数据资料    管理人员提供的内部资料    C1
    从三一集团及树根互联官方网站、中国知网等公开渠道获取的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    C2
    三一集团子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ESG 报告    C3
    从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或组织网站中获取的报道、文件    
表 2 数据来源表
聚合构念    释义    二级主题    释义
数字化    通过互联网、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塑造一个全感知、全联接、全场景、全智能的数字世界，触发企业颠覆性变革，对企业商业模式、业务模型、组织结构等进行全面重塑的过程。    数字基础    在识别转型所需资源缺口基础上，引入先进的数字信息系统，通过内部培育和开发所需的数字资源基础。
        数字捆绑    利用数字工具实现传统资源与数字资源的有机耦合，从而激活资源效用，创新现有能力。
        数字撬动    以企业内部数字资源与创新结果为基础，向生态链外部撬动辐射，形成更广域范围的数字升级。
绿色化    企业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坚持生产全过程绿色化，兼顾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绿色发展模式。    绿色结构化    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积累和剥离内部资源，形成基础性的绿色资源编排、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过程。
        绿色能力化    企业前期通过学习和整合资源，将它们作用于绿色工艺与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绿色能力的过程。
        绿色杠杆化    企业通过绿色资源组合和绿色能力相连接释放价值资源，从而实现绿色价值向企业外部传递的过程。
内在驱动逻辑    以资源编排理论为基础，揭示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各演变过程中“特征—能力—行动”的内在驱动逻辑。    数字特征激活    不同数字化阶段下所激活的具有阶段性特色的数字特征。
        关键能力形成    依赖阶段性数字特征的激活，不同阶段下企业的关键能力在数字化加持后有了具有突破性的新体现。
        资源行动转化    企业以不同发展阶段下企业数字特征与关键能力为基础，为实现既定目标主动采取的资源编排行为。
C4 表 3 选择式编码示例
行者，三一集团于 2008 年就开始了数字化道路，并始终通过数字化战略驱动企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全方位提升了产品、渠道、服务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逐步成长为工程机械行业龙头、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探索出了一条“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纵观三一集团发展历程，其完整经历了传统制造企业“工具化—在线化—智能化—生态化”四阶段及三次数字能力跃升，并同步实现了绿色结构化、能力化与杠杆化的阶段性升级，打造了以三一集团为核心的平台生态系统体系，将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的经验辐射于整个生态，一举摘得“低碳创新社会责任企业”“2021 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供应商”“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这三次跃升中数字化驱动绿色转型的轨迹十分明显，为构建理论提供了鲜活的证据（见图 2）。
（一）工具化向在线化跃升推动绿色结构化转型
2008 年以来，在行业尚未意识到信息化与数字化的重要性时，三一集团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率先布局数字化起重机生产线、启动了智能化焊接机器人的实践应用，对原有落后的、冗余的业务流程进行彻底改造，通过生产线数据在线，实现了工具化向在线化的跃升，由此进入资源编排过程的第一子阶段，呈现出“建构资源基础以推动绿色结构化”的
特点。    图 1 数据结构图
 
图 2 三一集团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关键事件对比图
此阶段，三一集团依托树根互联平台打通数据在线难点，探索构建“终端+云端”的工业大数据平台、营销平台与 O2O 平台，18 号工厂投产启动，在此数据导向基础上一方面实现了混合动力绿色起重机、电动自行车等电动化产品突破，极大程度提高了产品绿色属性；另一方面通过在生产线上全面绑定水电气表，实现了生产线、产品线的数据在线与资源利用可视化，将数据资源结构化优势拓展至绿色资源的结构化发展。
（二）在线化向智能化跃升推动绿色能力化转型
2019 年，三一集团以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助力“三高四新”战略实施作为发展的大前提和大逻辑，紧跟数字化革命潮流，紧抓绿色制造大势，全面启动灯塔工厂建设。随着灯塔工厂建设的推进，三一集团处于全球工程机械行业领先水平，同时也正式由在线化向智能化转型，进入资源编排过程的第二子阶段，呈现出
“捆绑资源要素以推动绿色能力化”的特点。
此阶段，三一集团系统提升了全面推进研发、采购、制造、营销服务、管理的数字化，实施“三现”数据、设备互联、营销信息化、产销存一体化、研发信息化等一批数字化项目并取得积极进展，尤其是三一集团制造管理系统的启动，上层连接着研发信息化、仓库管理系统等多套系统，下层连接物联网平台，智能工厂生产制造的“指挥大脑”就此形成，推动公司的生产制造“由局部智能迈入全面智能”。正是由于三一集团智能化转型，其整个企业资源的调配能力得到飞速提升，实现了以智能设备为基础的资源最优化配置与利用，并基于此建成了绿色智能建筑园区与绿色工厂等，绿色资源的供给和利用得到了能力化跃升。
（三）智能化向平台化跃升推动绿色杠杆化转型
2021 年，三一集团完成了一系列数字化改造的“灯塔工厂”，涵盖了包括混凝土机械、挖掘机械、道路施工机械等广泛业务。与此同时，三一集团“体外孵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树根互联已进入成熟期，搭建了以三一集团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圈，三一集团正式由智能化发展向生态化发展转型，进入“资源杠杆化”的资源编排过程，呈现出“撬动资源边界以推动绿色杠杆化”的特点。
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三一集团着力推动数据资源高质量、技术创新高水平、基础设施高效能，实现数字赋能全产业链，打造数据驱动的产业集群，构筑产业“生态圈”。同时，“绿色杠杆化”的作用逐渐凸显，绿色转型效果也从提高绿色能源供给、利用能力转变为建立全产业链绿色标准、实现全链条零库存管理体系和全链条的资源整合。在生态化转型阶段，无论是数字化还是绿色化，三一集团都将从平台化产业链生态和区域集群转型等方面布局。
五、三一集团案例分析
根据上述案例概况，本部分将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重点阐述数字化驱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与机理，以回答
“数字化如何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这一核心问题。
（一）数字基础驱动绿色结构化转型的过程与机理
1. 数字基础
在第一次跃升中，三一集团通过设备改造升级，实现了数据在线化、流程标准化，并对数据进行了清洗与沉淀，完成了数字基础的构建工作。
（1）    数据在线化。数据在线是一切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指将生产信息编码成数字格式，使计算机能够存储处理过程并传输这些信息（维亚尔，2019）。2008 年，三一集团布局“终端+云端”工业大数据平台，提出建设设备远程管控数字化工厂，即实现工厂内的每台机器设备与物联网大数据后台互联，为生产和销售环节提供关键数据参考。2016 年，三一集团成功孵化出树根互联企业，提出“透明工厂”的解决方案，对制造车间实现了设备、能耗的数据在线化和全部透明化，充分释放数据价值，使得数据由最初的工具化逐渐向在线化转变。
（2）    流程标准化。流程标准化被认为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早期特征，指将固定的过程和信息从模拟形式转换为数字的标准形式（索鲁克、卡默兰德尔，2020）。2014 年，三一集团与思爱普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正式达成合作，共同推进流程优化与系统实施，基于流程设计成果及客户管理软件平台，设计并开发了客户管理系统，实现了业务流程由工具化向在线化转型的跨越。2018 年，三一集团持续推进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升级，聚焦概念到产品、线索到回款、订单到交付、问题到解决四大主线，推动流程的标准化、在线化、自动化、智能化四化建设，实现了集团全部流程活动和节点的在线化管控。
（3）    数据清洗与沉淀。数据同质化是数字化最底层的特性，强调数据的简洁性、便利可视（尤，2010）。只有通过大数据反复地清洗与沉淀，才能为每一道工序、每一种机型，甚至每一个道具来匹配最优参数，进而优化生产能力。截至 2014 年，三一集团已成功建立起企业控制中心和独立的流程信息化部门，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等技术，实时监测产品性能、检测设备故障，保障产品售后服务的及时性。
2. 绿色结构化
在第一次跃升阶段，绿色转型并不存在绿色创新，只是从资源利用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提高了绿色结构化程度，其中广度上表现为能耗数据可视化，深度上表现为能源利用高效化。
（1）    能耗数据可视化。可视化是数字赋能带来的基本特点（龚强等，2021），与绿色能源监控需求相匹配。经过前期数据的收集与处理、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工厂内设备实现有效互联互通，尤其是树根互联介入下建设的“四表”能源监控数字化平台、废弃排放实时监测平台等，使工作人员在系统后台能够实现远程实时监控、能源管控、控制开关电路和设置运转功率，实现了基础的能耗数据积累与应用，达到了节能环保的目的。
（2）    能源利用高效化。基础的数据分析能够带来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戚聿东等，2021）。三一集团以工业互联网为依托，推出了能源管理系统，基于设备互联、能源数据和负荷信息，预测能源使用情况，评估节能空间，通过空压机、涂装线、调质线、切割机等高能耗设备错峰用电、实施调试循环用水等方式，实现了智能制造节能节水生产，减少了空转设备能源浪费现象，助力企业打造智能制造“绿色工厂”。这一模式持续助力三一集团高效利用能源资源，实现了 7000 余台设备能源费用精确测量和精准分析。
3. 数字基础驱动绿色结构化转型的实现机理
在工具化向在线化跃升的阶段，三一集团实现了数据在线化、流程标准化以及数据的清洗与沉淀，建构了强有力的数字基础。该阶段的数字基础具有“全感知”与“全联接”的数字特征，其中“全感知”是指能够感知企业内外部资源以查询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与资源缺陷（朱秀梅、林晓玥，2022）；“全联接”是指通过硬软件数据在线以打通资源壁垒和优化资源调配（黄丽华等，2021）。三一集团具有领先的数字化发展意识，早在 2008 年就将智能化焊接机器人应用到实际生产中；2013 年，集团正式确立“互联网+”战略规划；2016 年，部署树根互联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孵化项目，将集团内部传统数字化操纵平台相互连接，以及“研产生销服”全流程信息在线化，实现了三一集团数字化从工具化向在线化的转型。
“全感知”与“全联接”的数字基础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孙新波等，2019）。一方面表现为单项资源利用率提高，在线化阶段的全感知特征帮助企业开展同类生产线对比，有利于找准生产线管理做法的优缺点，逐步优化生产管理方法，增强单线资源利用；另一方面表现为整体资源把握度提高，三一集团生产线装配“水—电—油—气”，实现了组织部门与生产部门数据的全面在线与联结，在精准把握生产线运行情况的同时，也有利于多部门互相监督，实现资源整体管控。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数字基础建构    数据在线化    布局“终端＋云端”工业大数据平台，探索大数据在提升工业效率上的应用，提出建设设备远程管控数字化工厂。（C1）
    流程标准化    以临港产业园中挖装配线和昆山产业园小挖等工厂为试点，着手布局数字化工厂建设，对生产车间进行科学化、标准化的流程改造，开展工艺规划、装配仿真、物流仿真、工厂仿真、机加仿真。（C2）
    数据清洗与沉淀    “我们利用大数据算力对工厂各个运作环节接入的数据进行反复计算和分析，旨在为每一道工序、每一种机型，甚至每一个道具来匹配最优参数，以达到优化生产能力的目的。”（A3）
绿色结构化    能耗数据可视化    “用气量等我们对工厂的每个设备和生产线都安装了，并且通过这些系统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设备及工位异常信息MES、APS、GSP 和传感器等系统，清晰记录每一台设备的用电量。”（A2）    、用水量
    能源利用高效化    应用树根互联能源管理系统以后分析，可以反映生产过程中，主机与辅机的能源消耗具体数值，如今三一集团“18 号工厂”，实现便捷高效的能源管理并实现智慧运维可以对比班组之间的单耗，从而进一步优化减少能耗。通过单耗对比。（ ）
表 4 工具化向在线化转型阶段的编码与证据展示
、
C3
管理能力被视为资源建构的重要条件，有效推动了三一集团的资源积累与剥离行动，使其从运营管理层面实现了最基础的绿色结构化转型（霍伊尼克、鲁泽尔，2016）。“资源积累”是指企业从外部学习并获取资源，识别对企业有价值的资源并逐渐积累，以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西蒙等，2007）。三一集团早期通过搭建传统的工业大数据平台，以及建设数字化的“18 号工厂”等系列举措，逐步积累起企业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有形数据资源，并通过水电气表绑定生产加工设备实现了产品全生产周期的可视化，以提高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实现了绿色广度转型。“资源剥离”是指用有效资源代替无效资源的过程，以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的目的
（西蒙等，2007）。树根互联等数字化团队介入之后，帮助三一集团搭建了基于可视化数据的能源管理系统、废弃排放实时监测平台、碳监测平台等，将原有冗余的业务流程剥离、淘汰，避免设备空转，有效提高了资源循环协同使用效率，帮助三一集团实现了绿色深度转型。正是由于以上资源编排行动，帮助三一集团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实现了绿色结构化发展，由此完成了数字基础对绿色结构化转型的驱动过程（见图 3）。
（二）数字捆绑驱动绿色能力化转型的过程与机理
1. 数字捆绑
在第二次跃升阶段，三一集团从研发信息化、产线自动化、决策智能化 3 个方面全面提高了数据资源的应用程度，实现了对数字资源的有效捆绑。
（1）    研发信息化。知识编码自动化、隐性知识显性化是智能化阶段的重要表现，有利于撬动合作组织的知识边界，促进组织对外部环境的感知与合作创新活动（肖静华等，2018）。三一集团搭建的技术中台有 3 个组成部分：一是云原生容器，通过云原生环境，软件能够在任何领域中实现私有化和公有化部署；二是微服务治理平台，让业务逐步积淀成更多的微服务，形成更多标准的结构件；三是开源平台，在此基础上敏捷开发自动化流水线，将组件进行快速组装，形成新的软件，提高软件开发的质量和速度。
（2）    产线自动化。依托机器人流水线作业智能化，利用机器手、自动化控制设备或自动流水线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向机械化、自动化发展，有利于实现制造过程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和资金流的智能化（谭建荣等，2017）。三一集团建设的“灯塔工厂”，通过重构软件和数据，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利用数据和算法驱动实现从数据到自动化生产的过程，共有 8 个柔性工作中心，16 条智能化产线，375 台全联网生产设备。设备作业率从 2018 年的 35%提升到了 2020 年的 75%，在没有新购设备的情况下实现了产能翻番，人均产值也提升了 68%，夺得了全球销量冠军。
（3）    决策智能化。智能制造过程以知识和推理为核心，可显著提高整个制造系统的自动化和柔性化程度（谭建荣等，2017）。三一集团对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营销服务进行数字化改造，打造出了全新的企业组织结构。诸多数字化平台的建立和使用，使得各事业部能依托平台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归类、分析、运用，从而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数字特征激活    全感知    “通过与业内企业对比发现，我们在技术研发、人才储备等资源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这也是三一能够最早实现全产线可视化、可感知数字化的原因之一。”（A1）
    全联接    数字化监管产品态的实时监控，为每辆车建立车辆画像——“铁甲卫士”，结合智慧工程监管平台和掌上监管，横向纵向分析车辆行为，有效防止磨洋工及偷漏油等现象发生APP，实现对单车工作状态、轨迹。（、油耗及围栏触发等状C4）
关键能力形成    管理能力    将企业目前分散的各信息资源保存、检索、统计，提高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如原有系统数据。（B）、Excel 表格数据、文件资源、图片资源等，集成到企业级的应用平台之上，方便
资源行动转化    资源积累    “公司经常安排我们向外部原生态数字化企业不断学习，汲取各公司先进的发展理念，可靠成熟的技术应用等，对我们很有启发。通过学习能让我们重新识别自身企业拥有的优势资源，并持之以恒的开发利用，形成核心竞争力。”（A5）
    资源剥离    “我们会通过实时监测平台定期处理那些存在浪费资源、废旧老化等问题的设备，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
实现了智能决策。    图 3 数字基础驱动绿色结构化转型的实现机理表 5 数字基础驱动绿色结构化转型的编码与证据展示
A5
2. 绿色能力化
在第二次跃升阶段，绿色转型升级是通过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所引领的两条主要路径实现的
（郭丕斌、张爱琴，2021）。三一集团通过数字赋能，有效提高了现有生产工艺和产品创新水平。
（1）工艺流程绿色创新。数字赋能使得环境数据透明化，有效提升工艺流程改进的创新软环境（罗等，
2022）。第二次跃升下三一集团成功建成控制中心和流程信息化部门，加速推进全流程工艺智能化绿色改造。如涂装工艺已基本改造为水性漆静电喷涂，能源消耗大大降低且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并逐步进行机器人自动喷涂改造；焊接工艺亦使用数字化焊机，能效水平较传统模拟焊机提高 20%。
（2）    节能环保产品创新。数字赋能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研发、产出能力，是企业利用资源解决环境问题综合能力的体现（罗等，2022）。三一集团在研发信息化基础上主推创新无人化、自动化、智能化产品，自主研发出无人轮胎压路机、无人双钢轮压路机与无人摊铺机联机操控系统，配套可移动无人驾驶控制中心。同时，从油耗、碳排等多方面针对性升级已有的挖掘机械、路面机械、混凝土机械产品，有效解决了城市施工的环保和人居友好问题。
（3）    数字捆绑驱动绿色能力化转型的内在机理
在线化向智能化跃升阶段，三一集团实现了研发信息化、产线自动化以及决策智能化，捆绑了最全面的数字要素。该阶段的数字化特征表现为“全场景”与“全智能”，其中“全场景”指打破数字技术运用场景边界；“全智能”指管理、生产、研发等多套系统的全面智能化（南比桑等，2019）。2019 年，三一集团在行业内率先启动灯塔工厂建设。随着灯塔工厂建设的智能化推进，三一集团的员工数量从 2011 年的 5.18 万人减少到 2019 年的 1.85 万人，与此对应的公司人均产值从 2011 年的 97.97 万元提升到 2019 年的 410.11 万元。2020 年的制造管理系统项目建立了统一生产数据模型，将排产进一步细化到人和设备，真正实现生产过程的全数字驱动，推动公司的生产制造迈入全面智能化阶段。
“全场景”与“全智能”的数字特征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陈剑、刘云辉，2021）。一方面表现为创新边界的突破，“全场景”下的数字转型导向拓宽了企业商业创新边界，三一集团打通了服务与技术边界，在完善产品能耗监测系统的同时也通过精准把握产品折旧水平提高售后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表现为创新基础的积累，三一集团的“全智能”数字系统，具有智能化的数据信息集成式分析与决策能力，有利企业分析创新需求与突破口，针对性开展创新研发工作。
创新能力被视为资源捆绑并转化为实际能力的关键（韩炜等，2021），有效推动了三一集团的资源丰富与组合行动，使其从绿色创新层面实现了较高层次的绿色能力化转型。“资源丰富”是指企业通过提高智能制造和精益制造能力来丰富现有能力范畴（西蒙等，2007）。三一集团研发信息化基础上，不断探索先进的低碳工艺流程，于 2020 年实现智能制造 8 项技术突破，包括无人下料、自动分拣、中小件自动开坡口、大件自动折弯、自动组队焊接、全自动机加、机器人喷涂、自动化物流，实现了制造工艺的低能耗，形成了巩固型绿色能力。“资源组合”是指企业使用现有资源组合并持续加大研发能力（西蒙等，2007）。三一集团一直致力于在节能环保领域对技术的潜心研究，系统构建工程机械技术创新平台，不断加大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投
入，通过创新平台将已有内部资源捆绑，实现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利用最大化，突破了 SAP45C-10 电动摊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数字要素捆绑    研发信息化    三一集团构建技术中台持未来云化解耦，实现核心技术资产的沉淀（包含容器云、微服务治理，提高软件交付能力和水平、DevOps 三大平台）、。（研发云B） 、仿真云，打造三一集团敏捷开发体系，支
    产线自动化    “我们工厂一共有年的 75%，在没有新购设备的情况下实现了产能翻番8 个柔性工作中心，16 条智能化产线，375。”（台全联网生产设备A4）    。设备作业率从 2018 年的 35% 提升到了
2020
    决策智能化    三一集团建立和使用诸多数字化平台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归类、分析、运用、智能决策，促进信息内部透明、数据资源共享，减少了数据的重复无效及供需的不对称、不匹配。（A6）
绿色能力化    工艺流程绿色创新    2020中电力的损耗年，三一国际仅仅通过使用数字化焊机一项举措。（C3）    ，就实现了单位焊接用电量由 1.6 度降低至 1.2 度，减少了生产过程
    节能环保产品创新    SY时最佳匹配状态1250H 挖掘机，，实现综合节油采用三一自主研发的以上“DMOS。（ ）”发动机—泵—阀集成动态寻优智能控制系统，设定输出扭矩值，达到实
表 6 在线化向智能化转型阶段的编码与证据展示
    10%    C3
铺机、三桥 43 米泵车等多种节能环保产品，形成了增强型绿色能力。因此，借助于第一阶段的资源建构过程中企业积累的数据资源，在智能化转型阶段的案例企业以创新能力为基础，捆绑数字资源要素，突破了智能化、自动化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在数字化能力加强的同时也带动了绿色能力化（见图 4）。
（三）数字撬动驱动绿色杠杆化转型的过程与机理
1. 数字撬动
在第三次跃升阶段，三一集团主要从搭建全链路数据中台、建立智能集群生态、治理优化产业链结构 3 个方面发挥数字化撬动作用。
（1）    全链路数据中台。边界跨越理论指出，数字生态化阶段的平台建设能够动态化、柔性化组织边界，进而推进组织间信息流通和知识互换（周文辉、程宇，2021）。三一集团搭建的涵盖营销、研发、计划排产等各个业务环节的数据中台，就是跨越组织边界的关键抓手，为三一集团及其链上企业提供清洁、透明的数据资产和高效、易用的数据服务。截至 2021 年 10 月，数据中台融合了 1.7 万亿条数据，拥有 245TB 原始数据量，每日保持 1.2T 的数据增量。对内连接 8000 多台生产设备、28000 多个“三现”摄像头、16000 多支“四表”；对外连接 60 万台设备，每日保持 100 亿条设备数据增量。
（2）    智能集群生态。生态化阶段广泛连接的生态系统能够实现价值创造多样化，协同共生领先于系统外企业（周文辉、程宇，2021）。三一集团与树根互联合作打造根云平台，推动产业链智能集群生态，以三一集团数字化模式为模板，打造了工程机械、混凝土、环保、铸造、塑料模具、纺织、定制家居等 20 余个产业链云平台，带动一大批上下游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同时，树根互联为 81 个工业细分行业提供基于“连接、计算、应用、创新”的解决方案，覆盖 95%的主流工业控制器，支持 400 多种工业协议解析，已经接入各类工业设备超 70 余万台。
（3）    链条结构治理。全产业链的数据收集和治理有利于实现数字化能力的泛在部署（维亚尔，2019），使三一集团生态圈生产潜能得到极大发挥。同时，为解决产业链链条长、数据多的问题，三一集团还在积极构建一套适合集团实际发展情况的数据治理体系，支持全局智能化运维，依托千万个数据采集点收集的工业大数据，为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机型、甚至每一把刀具等匹配最优参数，优化生产节拍，打造企业数据中台的关键工程。
2. 绿色杠杆化
在第三次跃升阶段，三一集团致力于构建产业链绿色标准、全链条资源整合，从而推动集中采购、供应、生产、零售标准一体化，实现提质增效、节能减排。
（1）    实施全链绿色标准。合规性是企业绿色转型被动型注意力配置的主要方向，绿色标准是驱动上下游共同绿色化的典型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