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智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周湘智:发展趋势与走向

中国特色新型智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周湘智:发展趋势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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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万祥军研读表明：智库从事的是高层次政务服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影响国家决策，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趋势才能谋求战略主动。前瞻预测是智库服务决策的基本技能，也是智库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必然要求。

万祥军指出：放眼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在我国政经发展的宏观战略框架下，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聚焦服务科学决策根本任务，分析面临的形势，看清潜在的走势，把握发展的大势。综合研判，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将呈现六大趋势。

趋势一：强化质量为王导向——核心词是“超越”

千变万变，质量为王永不变。未来，我国智库将在持续推动、自身能力不断提升、外部竞争有力倒逼、社会氛围日渐浓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更多富有深刻洞见、独特创见、战略远见的研究成果，不断提高智库成果的质量与水平。

1、强大国家推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自2013年我国开启智库建设新阶段以来，智库建设动能强劲、热度不减、愈加深化。我国智库建设已从前期立机构、建队伍、办活动、造声势为主要特征的扩张型发展，加快转向至以出成果、提质量、扩影响、求实效为主的内涵式发展，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成长规律与进阶轨迹。智库产出的成果越来越多，获得领导批示的数量、层级和肯定程度不断上升，进决策、进文件、进实践的导向日益鲜明。

未来，随着国家对智库辅政需求与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专家学者研究技能的日渐娴熟以及智库建设推进机制的日臻完善，我国智库研究成果质量必然越来越高，与世界先进智库的差距不断缩小，具有思想分量、对策质量、价值含量的成果体量将持续增大，智库服务包的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和高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必然实现。

2、专业东家驱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智库与决策部门相伴而生，一个是供方、一个是需方。国家为智库生存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施展舞台与强大支持，是智库的“东家”。近年来，随着决策的复杂程度、风险系数不断提高，对智库成果客观性、预见性、战略性和操作性的要求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学者型、创新型决策者日益增多，普遍知识化已成常态，不少重要决策层成员既具有扎实的系统学术训练，又具有很强的政务场景把控能力，掌握了丰富的决策资讯，对智库成果的优劣具有较高的鉴别力和洞察力，缺乏胜人一筹能力的智库很难得到其真心认同。此外，政策过程对智库成果多元化需求的增加，要求智库开发形式多样的智库成果及服务，加剧了智库提升成果质量的压力。

3、精明买家撬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智库的“买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委托智库做研究、购买智库成果的决策部门；另一类是发布课题项目的智库管理部门。前者主要是按照思想市场逻辑运行，高度强调权利义务、结果导向、交付质量及论质取酬，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智库成果难以通过评审验收；后者则主要是按照行业契约逻辑运行，未达到结项标准的成果无法顺利结项，并可能纳入未来课题承接资质黑名单。

在职业伦理、财经纪律、程序控制、效能审计、实践急需等多重约束下，这两类“买家”对智库成果质量的全流程把控日益严苛，通过“杀熟”过关的空间日渐压缩，不达标不放手的“缠斗式服务”将成为质量管理的常态模式。

要求智库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创新技术、专业知识与本土认知，提供与资源支持对等甚至超值的智库成果。敏捷咨询、即时咨询、现场咨询、介入式咨询等轻便化交付需求日盛，倒逼智库必须提供更高水准的智力服务。

4、行业专家拉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随着从事智库研究的队伍日益庞大，智库研究的能力日益提升，以及学术成果与智库成果等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以往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智库研究的热情逐渐被激发出来，学科交叉的能力日益 强化，选题的新颖性日渐突出，紧贴需求的意识不断浓厚，统筹服务中央与地方的观念愈加普及，有力地推进了智库研究上水平上台阶。

部分研究人员既能站上哲学的高度，又具备理论的厚度，还拥有实践的深度。未来决策，有更多“卡脖子”“卡脑子”的问题需要智库来聚焦破解，更多研判风险、战略伐谋的任务需要智库来担当，要求智库专家具备快速学习能力、调研建模能力、精准解题能力、落地协助能力，还要锤炼出智库成果的多样化展示、多介质推送、多元化渗透能力，以及传播带货、推流聚合能力。

5、智慧管家带动智库研究成果质量走高走新

好的运营机制就是智库最好的管家。实现智库制度现代化是新型智库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当前我国体制内智库因缺乏竞争与市场洗礼，内循环较为严重，难以适应外界的敏锐变化与决策需求，与同为从事知识服务业的咨询公司差距日渐拉大。信息技术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构未来经济与社会形态，对智库的运营方式与成果生产方式带来直接影响。

智库须适应这种新形势新变化，以产出优质智库产品与服务为方向，进行流程再造。未来，我国智库将以“推动形成符合智库运行规律、灵活高效的“现代科研单位管理体制”和新型智库研发机构为目标，适应个性定制、市场细分、小微咨询等趋势，推进深层次的内容创业，加强智库产品的用户管理，加快智库运营的迭代升级步伐。

在组织形式上，将进一步冲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有条件的高校智库等二级单位转制，取得独立的事业法人或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在项目管理方式上，经费包干制、智力报偿直达个人账户、免发票报销等灵活支付制度有望取得更大突破。

趋势二：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核心词是“效能”

智库标准化是指在智库管理与建设实践中，对重复性的事务和概念，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改进智库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通过统一化规程、程序化控制、精细化考核实现智库的规范化运作，从而获得最佳秩序和最大效能。实行标准化管理、建立标准化体系是智库建设走向成熟的标志。

1、智库标准化意识将切实得到加强

标准化在智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重视标准化是大势所趋、时代所需。2022年3月，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强调要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标准化轨道上来，并为未来15年我国标准化发展设定了目标和蓝图。智库作为我国服务行业的重要领域，必然要纳入到标准化工作体系中来。近两年，我国智库的建设者、管理者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智库标准化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202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创推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智库评价指标体系(GB/T 40106-2021)》，迈出了构建中国智库标准化体系的重要一步。未来，精细化管理必然是智库标准化管理的内在规律性驱动，重视标准化、推动标准化、参与标准化的思想与行动自觉必然得到显著强化，有什么样的智库标准就有什么样的智库质量将成为业界的普遍共识。

2、智库标准化体系将逐步得以完善

标准化体系是推进标准化的基本参照系，但智库标准化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从种类来看，有智库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团体标准。从主次来看，有智库核心标准与配套标准。从内容来看，有智库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和智库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其中，智库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包括智库服务规范、服务提供规范、服务质量控制规范、运行管理规范、服务评价与改进标准等模块；

智库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包括智库合同管理标准、人力资源标准、设备设施及用品标准、财务管理标准、信息标准、职业健康标准、安全与应急标准等模块。此外，智库标准化体系还包括标准的制定、实施、评估与完善等执行性模块。

未来，随着智库标准化工作的加快推进，我国智库的标准化体系将以服务业组织标准体系为基准，由主管部门、标准委员会、智库单位、智库专家共同参与，按照规范性、科学性、完整性、协调性和适用性要求，研制出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的智库标准体系。

3、智库标准化推广将广泛得力开展

标准化简化、统一、协调和优化的特质，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当前我国开展智库标准化推广已具备良好的条件与时机。《人文社会科学智库评价指标体系(GB/T 40106-2021)》作为我国重要的智库子标准，已于2021年12月1日正式实施。未来，我国将在加快推出新的智库分领域标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标准推广的原则、目标、任务、方法、途径、程序，在先行先试、

示范带动、开拓创新中不断扩大标准推广的范围、数量与深度，努力协调好上层级和下层级标准，形成统一化、长效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构建具有操作性、实效性和持续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将标准明细落实到智库的研究、运营与服务全过程，在系列标准的导引下，实现职能模块化、责任具体化、事务流程化以及考评科学化，助推智库高质量发展，引领智库服务走向价值链高端。

趋势三：突出科学方法支撑——核心词是“精准”

专业智库建设需要专业方法研究，不科学的智库产品反复实践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智库研究要注重方法，讲求研究范式，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要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和模型，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当前我国智库政策分析的规范性、科学性，数字化、模型化，可循证、可追溯的程度远未跟上实践需要，“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必然成为未来突破的一个重点。

1、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将成为攻坚课题

“卓越的世界级智库均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应用工具的开发与使用”，其高度重视基于准确、完备的事实数据，建立客观的科学模型，通过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分析工具，给出战略咨询方案。目前，我国智库在研究方法论上仍缺乏自觉，较多沿用传统的经验式写作方法与思维方式。

未来的智库研究必将高度重视知识、能力、方法的三维组合，建立起“广谱知识+专业知识、基础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方法+专业方法”的智慧智库模型，要求善用实证研究、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掌握系统分析、回溯性政策分析、信息数据挖掘分析，注重田野调查、调查问卷、专家咨询，植入规律、理论、模型；

熟悉归纳演绎、分析综合、观察实验等多种方法。智库的技术性要求智库研究应具有可证伪性特征，政策模拟、政策沙盘、绩效评估、风险监控预警等政策实验室亦将增多，智库研究必将上升为智库科学，“形成符合智库研究规律的智库理论体系和系统化的智库研究方法，在研究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与决策。”

2、提升理论逻辑的支撑力将成为能力标配

“学理性解析、深刻性分析、系统性呈现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才是智库的使命”。智库要为解决实战难题提供对策方法，为发展战略提供前瞻研究，就必须为重大决策部署提供理论支撑。当前我国部分智库研究仍存在“四重四轻”特征：重文字描述，轻量化分析；重经验性研究，轻规范性研究；重定性研究，轻定量分析；重追求真“像”，轻追求真相，缺乏理论论证、原理支撑。

未来的智库建议必然是高度科学可靠的建言，要求智库研究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层面开展前瞻性理论研究，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层面开展支撑性理论研究，从政策操作层面开展应用性理论研究。

要善于总结和提炼实践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要为决策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科学论证与学理解释，构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模型；要讲清楚对策建议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提升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3、推进智库场景的数字化将成为核心手段

大数据时代正在重新定义智库，从调研数据到多源数据汇融，从通用统计模型到问题导向的垂直应用算法，从针对特定需求的分析报告产出到基于决策场景的数据智能模块产出，均对智库的数字化能力提出了现实要求。

有“数”才能有“术”，数据已成为智库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数据能力已成为智库最核心的职业能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移动互联网、信息系统平台等手段必将在未来智库研究中大范围地深度运用。

目前，部分商业咨询公司已成功实现经验模型化、模型算法化、算法标准化，如“零点有数”能通过对游客流量规律、游客驻留、游客归属地、景点间游客游览线路、游客抵达交通工具、团散游客、游客消费能力及行为等分析，有力支撑景区营销推广、广告投放、效果评估与舆情监测，但我国智库在这方面较为滞后。

未来公共咨询服务中，摸底调研、产业统计、动态监测预警、发展战略规划、可行性论证、公共数据治理、专业行政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垂直应用、智慧城市运营等，均为智库数字化转型拉出了任务清单，要求我国智库必须加强数字投资、实施数字策略、进行数字化部署，加速建立一支专门数据队伍，将行业领域专家与数据科学专家及信息技术人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要自建共建数据库、知识库、方法库、工具库，以及政策库、案例库、题材库、专家库，加快发展出成熟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仿真技术、可视化工具等分析能力，为智库发展赢得主动、优势和未来。

趋势四：注重多方协同发力——核心词是“众创”

知识的民主化使进入智库的门槛大幅度降低，结构扁平化、边界模糊化、主体多元化成为智库发展的显著特征。跨界研究、学科融合、多重主体竞合参与政策众创，将成为献策供智的通行模式。在未来，智库不仅是一种机构，更可能成为一种机制。

1、主流智库机构的政策众创功能逐年提升，但地位仍需巩固

十八大以来，以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智库、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军队智库、科研院所智库、企业智库、社会智库为主体的智库，以问题为导向，树立出成果第一目标，努力守好政治本色，厚实专业底色，展现智库亮色，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咨政辅治的主力军。

但仍有一些智库重建立、轻建设，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亟待提升，有些专家随意跨界发表观点，智库与决策部门的互动亦有待深化，现代智库的体制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未来智库之路愈加需要摆脱浮躁情绪、克服粗放思维、下足绣花功夫，切实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

坚持用优秀成果不断提升智库的话语权，养成不进虚言、不推浮术、不兴伪事的职业操守，做到“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要努力把咨政建言贯穿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注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任务、重大问题精准提出研究选题。

开展靶向研究，强化科技应用，重视数据理念及理论经略，努力提升综合能力。要切实强化成果质量把控，加强科研方向的聚焦、科研队伍的整合，少做“选择题”、多做“应用题”，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应用粘度，展现新的、更大的作为。

2、市场化咨询公司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日强大，但短板仍需补齐

我国智库“蛋糕”足够大，机关的需求多元化决定了咨政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咨询公司作为提供知识咨询服务的市场化组织，天然具有智库的部分属性。从咨询公司的人员结构而言，有些从业者本身就是党政机关和高校教授的创业者、兼职者或“旋转门”专家，一批从事智库业务但无法获得社会组织登记的机构成为既有智库功能又有市场咨询功能的“智库企业”。

从实际情形来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咨询机构积极介入智库产品提供，参与政府的发展规划、信息服务、咨政建言、执行跟踪、智慧治理、业务培训以及指数排名、第三方评估、资源链接等服务，与智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服务的外包、众包、分包，服务价格甚至普遍比体制内智库服务价格高。

市场咨询机构的加入，为我国智库建设注入了竞争性力量，催化了智库市场的活力，但咨询公司未来也应克服不熟悉政府部门运作、政府话语体系、基层实际情况等短板。

3.新兴智库功能主体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渐凸显，但空间仍需培育

除咨询公司外，我国正在迎来一些新的咨政服务主体与组织形态，这些新的进入者正悄然改变我国未来的智库格局，其功能主体大致包含6类：

① 新技术公司。以IBM、华为、腾讯、阿里、百度等为代表的大数据公司、互联网公司、软件公司等机构，以强大的数据资源及数字治理能力，正成为咨政服务的强有力竞争者。

例如华为通过挖掘自身积累的政府数据资源扶持产业发展、带动行业创新，形成大数据驱动、智能化运行、多主体协同、内生性治理的“数字智库”；IBM已成长为巨型咨询公司，承担了许多政府咨询业务。新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造就的信息技术公司，必将越来越多地承担与替代传统智库部分功能。

② 新闻媒体。近年来，在传统媒体转型谋发展的大背景下，部分纸媒以强大的政治优势、内容生产优势、推广分发优势以及机制灵活优势，大力开拓智库功能，加速由纸媒向智媒蜕变，与智库不断加强对外影响传播力的塑造相映，呈现“媒体智库化、智库媒体化”的新图景，媒体型智库成为智库圈一个新锐而独特的存在，如光明智库、南都智库、广州日报数字与数据化研究院以及新近成立的湖南日报智库等。

③ 虚拟智库。这类智库主要是一些基于网站、社交网络开展研究，分享政策知识与研究成果的网络型、在线化智库。在技术统治日益强势之下，未来还可能产生元宇宙技术加持的高能级、高智慧虚拟智库。

④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将对智库的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这种拟人化的智库将具备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分析预测能力，并将具备越来越成熟的智能写作能力，一台人工智能机器就是一个移动的智库和高级外脑，未来更多的智库岗位可能被智能机器人所替代。

⑤ 知识创业者共同体。一些非体制内的知识创业者群体普遍采用“IP专家+运营团队”形式介入智库服务，通过线上音频视频节目、短视频，线下讲座、专著、研究报告等形式发挥智库作用，越来越具有微智库的特点。例如，2021年7月12日，独立经济学者马光远受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组织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专题发言。

⑥ 基层智库。基于县区层级的科学决策压力日益增加，县域智库等基层智库也在逐渐升温，不断产生新的基层智库机构。从组织形态看，有实体型、平台型、实体+平台型；从功能角度看，绝大多数基层智库属于既有咨政建言功能也有引资引技引智功能的复合功能型组织；

从主办部门来看，既有依托党委办、政研室、宣传部、统战部构建智库，也有依托政府办、政府研究室构建的智库，还有依托人大、政协、科协、社科联构建的智库，有的则依托智库连锁、乡贤众筹等途径构建智库。

越来越多基层智库的出现，将为我国创造出一种独具一格的智库体系模式。上述新兴智库功能主体的产生和孕育，为我国未来智库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但要成为智库的主流形态则尚需时日。此外，未来诸如社会调查、数据挖掘处理、智库产品可视化、高端PPT制作等辅助性智库事务，亦会越来越多地外包给非智库功能的市场主体，形成资源整合、协同互补、高效运转的智库生态伙伴圈。

4.文史哲理工医的政策众创功能逐步唤醒，但能量仍需激发

长期以来，文、史、哲、理、工、医六大学科智库功能发挥问题一直未被充分讨论与切实推动，智库专家学者、智库管理者以及智库学专家对六大学科是否能、如何能发挥智库功能不甚明了、认识模糊，一些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普遍质疑自身的智库价值与能力。

随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相继被列入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单位，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决策部门充分重视上述领域咨政作用，以及新工科、新文科、双一流学科建设中，上述学科的实际应用价值与成果转化得到突出强调。

这些领域产生的智库成果得到及时认定与大力激励，六大学科专家学者从事智库研究与转化应用的热情倍增，开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但基于六大学科智库成果的形成需要进行二次转化，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生成特点，其咨政辅治能量有待进一步释放。

趋势五：愈加强调链接赋能——核心词是“融合”

开放是智库的重要特质与内生要求，开门办库、共建共享是智库发展壮大的重要经验。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固守走向流动，从单干走向协作，从分割走向融合，是未来智库破圈、扩圈、升圈、出圈的必由之路。

1、智政深度结合成为未来智库建设不可动摇的方针

智库与国家关系类似于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智库提供的咨政产品要满足党委政府的需求，就必须主动贴近、走进。党委政府作为智库成果采购方，也需要给智库提出具体需求，为智库能够更好地服务创造必要条件。正如咨询公司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强烈感受到的那样。

“我们的输出不再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而是渗透在客户的日常管理中，摆脱过去那种咨询只是一次指导”，未来的智库服务正由之前的政策前端服务，变成前中后端一体的全程伴随式服务，变成面向全决策链提供的知识服务。

所有服务不再是一个整体概念，而是有具体情景甚至碎片化的解决方案，传统的甲方与乙方正在变成甲乙融通合作。正是看到了这种趋势与现实要求，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明确提出要“使智库研究全面融入决策、全面服务决策”。

智政的深度结合需要“智库”变“行库”，着力提供贴身服务、敏捷服务、即时服务、小微服务、直接服务、综合服务、全案服务，前端注重储备研究，中端注重对策研究，末端注重跟踪研究。要求智库进一步增强与党政机关共建智库的行动自觉，构建“信息共享、问题共研、政策共制、效果共评”[12]的智政互动模式。这种重要转变不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而是需求一直都在，只是智库之前响应不足，尚未达到应有的服务深度。

2、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未来智库建设不可逆转的方向

政策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智库研究必然具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交叉的特征。学术研究可以是一管之见，但智库研究一定是综合型的，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领域思想方法和技术工具的综合运用，其不仅是一项专业化的研究工作，也是一项系统的组织和综合集成工作。

有些重大的、战略性研究必须要有理论解释、历史分析与实地验证，需要人文、社科、理学、工学、医学等学科跨界协同，通过知识的融合创造，形成有效的专业支持，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当前，我国决策面临的情况之复杂、矛盾之综合、变化之突然、压力之巨大前所未有，有些重大研判甚至需要综合各学科专家对某一事物进行会诊，给出稳妥、可靠的意见。

未来智库建设将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平台建设，大力建设前沿交叉学科智库，具备开展无边界研究能力，在具体政策课题的研究中，顺利完成高水平、综合性的知识集结。

3、人员多元组合成为未来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方阵

“当前很多问题已不太可能在学术文献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此，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与学者开展研究合作，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与企业内部专家一起合力解决问题，加深彼此理解。”智库在现代复杂决策问题中的精准发力，要靠组建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的智库研究联合体来实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库实体在实践中体悟到了“小核心大外围”柔性研究网络给提升成果质量、降低运营成本、扩大对外影响带来的好处。未来，这种趋势仍将持续下去，并将不断得到深化。智库要顺势而为，深化与党政机关写手、专家型记者、同行机构、科学家、企业家、大数据公司、知识创业者、一线工作人员等合作。

共同组团开展联合研究，定期进行头脑风暴，通过智慧众包、集体学习与多元混搭共享最强大脑，共同完成知识转移，在交流互鉴、互利双赢中实现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最大化利用，有效提高智库机构全体系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把智库建设成为开放性的社会综合体。

4、功能多元复合成为未来智库建设不可忽视的方略

“智库的现代功能可以表述为服务于政治制度的创建、公共政策议程的创设、现有公共政策的完善与合法化、政治与政策话语权的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化，并为之提供多元化、可操作且符合逻辑推演规律的理念、思想与策略。”明确的智库核心功能为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五个方面，但在实践中，智库其他8个方面的亚功能也在不断显现与强化：

① 孕才功能。智库能够培养大量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践素养的高端复合型人才，持续向党政机关对口推荐与输出，也为离退休官员发挥余热提供旋转门基地；

② 代言功能。党政部门不便直推的政策可假借智库先期发声，缺乏把握的决策动议可借智库先行试探，不便向上级部门表达的意见、诉求可借智库间接表达；

③ 平衡功能。智库通过对相关方不同的观点、意见进行分析比较、筛选判断、列明利弊、提出建议，引导组织达成共识；④监督功能。智库通过公益表达、客观发声、公共写作等途径，发挥社会监督、公民监督的纠偏作用；

⑤ 评估功能。智库通过独立第三方评估、发布指数报告、推出榜单排名、参与评审评测、进行成果鉴定等途径，起到评价评议作用；

⑥ 认证功能。智库通过为基层部门、行业系统进行经验总结、模式提炼、案例推介，对党政部门相关事项实施外部专家确认；⑦平台功能。智库通过为政策辩论、同行交流提供专业场所，为政府招商引资、争资立项、引技引智牵线搭桥，为阶层交往提供对接平台，为传统学者开辟智库蓝海、实现经世价值提供重要舞台；

⑧ 信息功能。智库通过深度调研、专业数据库等为决策提供独立信源，成为国情省情的重要探头与传感器。上述延伸功能将在未来智库建设中被赋予更多关注。要着力搭建多样性功能的实现载体，不断完善智库功能谱系，积极探索智库影响决策、影响社会的多元途径。

趋势六：国际空间不断拓展——核心词是“影响”

发挥公共外交独特作用是智库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使命。当前，我国智库国际舆论引导传播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强，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亟待提升。中央高度重视智库积极有效服务对外工作大局，越来越多的智库正加大国际化步伐。未来我国智库在外交智囊、伐谋国际、凝聚共识、国际治理等方面的作为将进一步凸显，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智库品牌、智库声音将加快形成。

1、从事国际交往的能力与能级有望显著增强

优秀的智库专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跨领域的实践经验、跨疆域的国际眼界”。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不断深入，智库研究需要胸怀全球，从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角度观察问题。智库国际化不仅涉及国际问题研究类智库，也应涉及其他智库，是所有智库的共同任务。当

前，我国大部分智库缺乏从事跨国交往的必要能力，走出去、请进来的能级还不高。未来，我国智库将在以下3个方向取得积极进展：

①在国际视野树立上，将站上国际实践最前沿观察把握事物与动态变化，以全球视野客观观察，理性判断一国一域之事，由关注本土实践向积极开展国际比较、参与全球对话合作转变，注重加强与国外智库同行的方法接轨与理论对话，“睁开双眼看世界本来面貌，打开双耳听世界多元声音，张开双臂迎接机遇挑战”；

②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将立足网络化社会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特征，聚焦重大国际事件、重大国际外交动向、外国政要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评价等，重点就能源供应、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空天深海极地、海洋权益、贸易自由化、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等国际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为党中央谋划国际战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参考；

③在国际人才培养上，将有一大批熟悉国际语言、国际文化、国际规则、国际惯例，“能够在国际交流中直接对话、有实力争取话语权的智库英才，有效阐释中国立场，传播中国声音，开展全球性议题合作研究”，尤其是一批青年新生力量将在应对大国竞争、提高技术预见与战略推演能力中崭露头角、发挥重要作用。

2、对外主动发声的力度与效度必定走向纵深

过去七十多年，中国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已到了解决挨骂问题的关键阶段。智库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国际场合积极发声、有效发声，以此对话世界、影响世界，成为智库的一项突出任务。

当前，我国智库仍存在“国内发声多，国外落地少；配套解读多，引领预判少；传统纸媒多，新兴领域少；老龄专家多，青年新秀少；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少等”等短板，创造条件让更多智库学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共识。

我国智库将有更多的专家参与到外交、外事、外宣事业中，广泛宣传外交思想及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主张；将进一步增强战斗性，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善于、勇于针对各种歪曲、污蔑中国的不实论调，有理、有利、有节地澄清事实、申明主张、回击谬论；

将主动发力、积极出击，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导议题，努力掌握涉中国议题的话语主动权，有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此过程中，一系列影响智库专家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制度瓶颈、机制障碍、配套保障有望得到切实解决。

3、参与全球治理的能量与音量将会不断提高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安全、财富、自由、信仰、公正等共同利益提供智慧型公共产品，积极争取与中国作为国际性大国相称的话语权，是中国智库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先后成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亚非法协等国际组织观察员，其研究人员直接参与《民用航空网络安全迪拜宣言》起草及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广大智库树立了样板。

但在整体上，我国智库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仍然很不够。中国国力的迅速强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要求中国智库必须更加自觉地参与到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中来。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诸如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十余人担任多个国际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和国际重要期刊主编、执行主编的范例。

我国智库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及全球治理研究和政策对话，提出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提升参与重大国际议题设置、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协商谈判的能力和水平。我国亦将出现更多的诸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过勇教授当选国际反腐败学院理事会副主席的案例，更多优秀智库人才将派遣到相关国际组织任职，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与长远利益。

4、对外合作交流的活动与活力呈现量质双升

持续深入开展智库间交往必将带来情感交流、智慧交集、资源交汇与能量交换。当前，我国智库对外合作交流呈蓬勃发展之势，未来这一趋势将朝着实效性、高频度、多样化方向迈进。配合国家领导人高端访问开展配套智库活动将成为常态。

调研咨询、前期沟通、舆情分析、舆论营造等工作将不断优化，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重要国际会议契机，开展促进沟通、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的工作将得到固化深化。

智库对外服务的触角将不断延伸，智库赴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提供智力咨询、掌握一手材料的行动也将不断增多。智库与国外智库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合作、学术研讨、人员往来的便利度将有所改善。

依托外交、外宣、外联、商务、国防及央企、驻外媒体等，探索与建立派驻国际机构的任职和应聘机制、常驻国外智库与大学的长期交流机制、与常驻国外使领馆合作机制、政府官员与智库研究人员到国内外智库兼职机制等，有望获得实质性进展。

（参考文献略）（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智库办主任、研究员，湖南省智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本文系《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6期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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