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达特茅斯会议”

在 1979 年，无论是机器证明中的“吴方法”走向世界，还是堪比达特茅斯会议的计算机科学暑期讨论会的举办，其背后都有着数学家的身影。也正是从这一年起， 中国人工智能迈开了追赶世界的脚步。 

下文内容摘自《中国人工智能简史：从1979到1993》，林军/岑峰著。

1979年7月23日到30日，刚刚恢复活动不久的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前身)在吉林大学召开了“计算机科学暑期讨论会”，会议由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吉林省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共同筹办，王湘浩担任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小组其他成员包括吴允曾、吴文俊、刘声烈、陆汝钤、曹履冰、吴治衡、张兆庆、罗铸楷、陈炳从、金淳兆、张鸣华、许孔时等，吴文俊、吴允曾、陆汝钤、张鸣华在全体会议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会议分为智能模拟(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基本理论与操作系统、形式语言及编译理论、硬件理论及应用四个专题。

人工智能是这次讨论会最重要的一个方向——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纲要》)，将“智能模拟”列为计算机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也带动了一批研究者涉足人工智能领域。而吴文俊刚刚完成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这一突破引起国内外诸多研究者的兴趣。在1979年7月25日上午的大会报告环节，吴文俊作了关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报告。

智能模拟和人工智能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早期经常并列出现、有一定联系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当时的环境下，由于“人工智能”一词被认为具有唯心主义色彩，故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通常用“智能模拟”一词来涵盖它。中科院院士张钹在1996年的《智能模拟与人工智能系统》一文中提到，人工智能有两方面研究任务:其一是以计算机为工具研究人类智能规律，即智能模拟；其二是以计算机为手段建造人造智能系统。前者侧重于智能规律探讨，后者追求建造实用的智能机器，但建造人工智能系统不必先彻底了解人类智能机制再加以仿造。

在分组讨论中，他亲自担任智能模拟组的组长。有吴文俊坐镇，智能模拟组的讨论也比其他几个组要热闹几分。

在吴文俊之后作报告的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陆汝钤，报告主题是“软件移植的工程实现”。陆汝钤也是数学家出身，1959年毕业于德国耶拿大学数学系，1972年“转行”进入计算机科学领域，在1975—1981年倡导并主持旨在软件机械生成和自动移植的系列软件计划(下称“XR计划”)。当时，计算机研究在国内逐步展开，但软件数量少，编写成本高(按陆汝钤的统计，一条计算机指令的开发成本大概在10美元)，软件成了阻碍计算机普及的绊脚石。XR计划以我国广泛使用的几类计算机为对象，解决了不同平台之间的软件移植问题，推动了当时国产机软件缺乏问题的解决。陆汝钤之后将这种基于知识的智能化软件工程思想进一步延伸到知识工程语言TUILI(推理)和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专家系统开发环境”中，并因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了首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第二天上午的另两个大会报告也和人工智能有关。吴允曾来自主办方之一的北京大学，他是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数学系和计算机专业任教，由哲学到数学，从数理逻辑到计算机，在每一个领域均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吴允曾很早就意识到哲学和数理逻辑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在本次大会上，他的报告主题是“希尔伯特第十问题与计算机化”。希尔伯特第十问题是一个与解方程有关的问题，哥德尔、丘奇、图灵等大师对这一问题均有关键性的研究，这一问题的计算机化正是对计算本质的理解与探索，颇具指导意义。

最后一名报告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张鸣华。张鸣华1952年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是清华大学开展计算数学教学时最早的任课教师之一。他之后专攻计算理论和计算机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著有《可计算性理论》一书。可计算性不仅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也是人工智能的关键。可计算理论的基本思想被用于程序设计，产生了递归过程和递归数据结构，他在大会所做的报告主题是“数据流分析”。张鸣华在本届大会上还有一篇名为《框图格式的等价问题》的论文发表，该论文被评为大会优秀论文并被推荐到全国计算机年会。这场会议实际上也是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摸底会”。不少参会者是从“智

能模拟”被列为计算机科学的重要方向之后才开始接触人工智能的，到这场会议召开时不过一年时间，很难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吉林大学则显示出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先发优势，王湘浩的《广义归结》、管纪文的《线性自动机的极大周期定理》和《线性自动机的奇偶性》、刘叙华的《锁语义归结原理和模糊逻辑》均入选大会优秀论文。

另外一所表现突出的学校是武汉大学。曾宪昌的两个学生刘初长和代大为的论文(分别为《代德景问题的机械算法》和《Dedekind问题的图表算法》)也入选大会优秀论文。

与吴文俊、王湘浩并称“机器证明三杰”的曾宪昌也是从数学转向计算机的。曾宪昌出生于数学世家，父亲是颇有影响力的数学史专家和历算专家、中国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昭安。1928年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时，曾昭安就是筹备委员会委员。曾宪昌是数学家汤璪真的学生，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留美，和父亲一样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数学，并遵照父亲曾昭安的嘱咐，对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在美国费城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进行实地考察。曾宪昌回国时带回一批有关计算机科学的资料，这批资料在20世纪70年代创设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时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曾宪昌长期从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教学工作，他学识渊博，功力深厚，通晓英、俄、德、法、日五种语言，在数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为本科生主讲过数论、高等代数、方程式论、代数整数论、近世代数、方程式的机械求解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过定理机器证明、机器学习、智能软件工程等课程，编写出版了《方程式论》《高等代数》《代数数论》《代数结构》等重要教材。由于在数学理论和计算机科学的定理证明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他被教育部任命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计算机1979年年会;同年底，又出席了在美国底特律近郊举行的1979年国际并行处理会议，发表了两篇论文，刊登在该会的论文集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武汉大学历史上出过不少学术世家，曾家父子算是其中的佼佼者。1958年武大在新三区马路对面修了两栋“校长楼”，一号门住的就是曾昭安、曾宪昌父子。20世纪70年代，武汉上马“一米七轧机”工程，项目召集武汉各高校相关研究者协同攻关，前期的不少技术文档就是由曾昭安翻译的，曾宪昌也参与了用计算机对“一米七轧机”工程进行优化的工作。

1978年，武汉大学成立计算机系，曾宪昌也成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首批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当时成立计算机系时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招生已经结束，学生已到校报到，数学系临时从这一批已经学习了两个多月的学生中调配了三个人去计算机系读曾宪昌的研究生，曾宪昌为这一批研究生选定的研究主题，正是机器定理证明。

王湘浩和曾宪昌研究机器定理证明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动推理，这也是很多数学家研究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关注的方向。菲尔兹奖得主弗拉基米尔·沃沃斯基(VladimirVoevodsky)1从代数几何转向研究自动推理、形式化验证，就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被人构造出反例后，他对自己的很多工作、很多证明产生怀疑，于是开始试图用可靠的机器验证代替不可靠的人工检查。吴文俊自认依然是数学家，但王湘浩、曾宪昌跳出了数学研究本身，从自动推理入手，并将自动推理的能力应用到其他场景中去实现智能化。由于具有相同的目标和类似的背景，王湘浩和曾宪昌两个团队之间也多有合作。

如研究生毕业答辩，按规定必须有校外专家参加，武汉大学计算机系和吉林大学计算机系便商定，两个学校的研究生一起答辩，这样就不用再从别的单位请人了。曾宪昌在计算机系最早招收的研究生刘初长向笔者回忆称，当时两校成立了5人答辩委员会，吉林大学有王湘浩教授、管纪文教授和刘叙华教授，武汉大学有曾宪昌教授和胡久清教授。由于吉林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多，所以答辩总是安排在吉林大学进行。之后，刘叙华、管纪文、刘初长等还共同组织举办高校人工智能学术会议、全国首届自动推理学术讨论会等多个学术活动，这是后话。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何华灿。何华灿在大会上有一篇名为《仿智学概论》的论文发表，在诸多刚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中算是比较突出的。

何华灿也因此被王湘浩和吴文俊选中担任人工智能小组的副组长，辅助吴文俊进行小组成员的召集工作。

从上述论文的内容看，这一时期的人工智能仍然是狭义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也大多局限在定理证明和形式逻辑上——这并不奇怪，20世纪70年代是符号主义的时代，数学与逻辑学是人工智能的主流。

这场大会帮助吉林大学树立了人工智能研究执牛耳的地位，吉林大学的人工智能研究也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除在中国早期人工智能领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外，吉林大学也培养了几代优秀学者，管纪文、刘叙华、刘大有等均在其中;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校友包括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李凯，以及《人工智能》杂志第一篇华人文章作者、澳大利亚人工智能理事会主席张成奇，他们均出自吉林大学，受过王湘浩的指点。

大会后到吉林大学了解人工智能的兄弟院校越来越多。1980年，教育部委托吉林大学举办人工智能研究班，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16所高校派出老师来到吉林大学学习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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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军/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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